墨西哥不复工，那么底特律三巨头的复工也就无从说起。面对美国强硬施压墨西哥重启经济活动，42岁的墨西哥汽车工人Dagoberto Galindo格外能理解这种强硬背后的无奈——“当美国开放汽车工业时，我们必须回去工作”。

　　Dagoberto Galindo要回的是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李尔的RioBravo园区工厂，这座工厂位于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华雷斯市，地处美国得克萨斯州边境对面，因暴力事件和工业而出名。对于高度依赖墨西哥零部件的美国汽车业而言，美国匪夷所思的做法恰恰印证了当下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的另一种脆弱。

　　当大多数国家重启经济，无论是横向的“蜘蛛网”，还是纵向的“一条龙”，产业链的修复都比想象中复杂。疫情施压、逆全球化盛行会迫使跨国公司反思全球采购、全球分工的生产模式，反思结果不会是国际分工的倒退，而是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加强和分散风险。

　　弗里蒙特还是上海

　　如果一切顺利，通用汽车的北美汽车生产应该在6月底恢复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不久前，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彼时，通用发言人吉姆·凯恩补充称，该公司生产大型皮卡的美国工厂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每天三班的水平，但在墨西哥的皮卡工厂仍然每天只有一个班次。而通用正在做的就是“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一项负责任的计划”，以增加墨西哥的产量。

　　墨西哥的复工至关重要，不只是对通用汽车而言。25年前，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由此大量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开始投往墨西哥建厂，墨西哥获得了就业，而美国则获得了关键零部件，从电视机到汽车再到飞机，无所不包。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特斯拉身上，不同的是，特斯拉CEO马斯克绝不允许自己的处境像墨西哥一样被动。“特斯拉员工可以在宵禁时间继续在弗里蒙特的门店工作”，这是本月初，当地警察局在“黑人之死”引发的骚乱之中，给特斯拉开的绿灯。

　　不久前，为了重启该工厂，马斯克差点跟当地县政府对簿公堂，而马斯克“疯狂”举动的背后，还藏着的另一条线索——已经如火如荼复工的上海工厂国产化率不到40%，大量零部件还要依靠美国工厂，马斯克急的是弗里蒙特工厂，也是上海工厂。

　　航空产业链也遇到相同的难题。6月12日，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波音已通知其最大供应商冻结最近737 Max零部件生产，以防止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为适应需求下滑而作出调整之际出现新飞机供过于求的情况。

　　脆弱、破碎，仍旧是全球产业链的现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孙立鹏称，短期来看，目前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复工复产情况不一样，破损的产业链以及原来被疫情割裂的产业分工合作实际上是逐步恢复的，但未来一个季度都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可能要到年底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

　　远亲不如“近邻”

　　产业链如何修复？7月1日，新的美墨加协议就将生效，“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了解到供应链太仰赖某个国家造成的问题，有很多关于供应链应该引入本国的讨论，我认为这也是在支持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支持北美洲的贸易联系”。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份协议，但加拿大会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涅斯仍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而新的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原则，便有效地把缔约国以外的汽车零部件供货商拒于北美地区的大门之外。据了解，在汽车生产领域，新协议要求汽车的零部件自产率由62.5%提高到75%、汽车70%的钢和铝来自北美，才可获得免关税资格，并首次规定免关税汽车40%-45%的零部件须来自高工资工厂，即必须为生产工人支付最低每小时16美元的工资。

　　这一轮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撑和原始逐利的驱动之下，资源开始朝着成本最低、利益最大的方向开启全球配置，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全球化逆风，区域化盛行，还是近几年的事情。美墨加协议落定的同时，德国财政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也曾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表明，欧洲过于依赖于非欧盟国家的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欧盟应该减少这种依赖，同时欧盟国家还应该令欧盟的国际供应链更多元化。

　　在地球的另一边，由16个国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谈判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上个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还透露，要加快中日韩自贸谈判，力争年内签署RCEP。

　　“亚洲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称，就未来的发展趋势，麦肯锡的报告给出了这样一个方向，原因在于亚洲不仅市场空间大，而且制造业、相互协作能力强，资源也很丰富，整个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表现在，既有像日本、新加坡、韩国一样的发达经济体，也有众多发展中国家，有像印度一样的人口大国，有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

　　另一种声音认为新的中心没有那么简单。按照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的预测，未来供应链变化大的趋势应该呈现出两种情况，一种政治推动的扭曲供应链变化，一种是寻求供应链更加优化的组合。未来应该是政治力量和经济规律互动推动形成供应链格局，而不能简单地说供应链会向某一个方向重构。

　　“政治是从一种反经济的维度出发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政府能不能为资本作出投资的决定，如果政治站上了主导地位，那么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秩序、全球国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各国政府还是支持资本的原生动力，那么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就不必过于担忧。”李永总结称。

　　“N+1”到“N+本国”

　　“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今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美国的强硬施压，墨西哥的痛苦复工，马斯克的顶风重启，暴露了目前全球产业链的痛点所在——各国复工步伐的不一致导致产业链难以同步恢复，由此，那些全球化分工密集、对物流链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电子、汽车等面临着强大的不确定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

　　李永称，一旦经济重启，肯定要从各国各自出发，先把国内经济环境盘活，但此前国内正常经济活动的中断就意味着全球的经济联系也一并中断，因此在盘活国内经济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全球供应链会不会重组的问题，比如在重启的过程中某国国内供应链恢复，但会不会有一部分因为过去的依赖导致难以恢复的情况出现。

　　当供给端被迫中断时，本国企业先会思考，是否需要在产业链上考虑“N+1”模式，分散风险。而当全球多国疫情暴发，即便产业链上其他地区已经复工复产，但供给端和需求端却皆受冲击，这时不少企业思考的就变成了是否需要“N+本国”，换句话说，自身供应链的完整和可控导致区域化贸易似乎比全球化贸易更胜一筹。

　　“供应链的重塑或者重构是不可避免的”，徐洪才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体现在了全球分工体系方面，疫情当下，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各国首先都在寻求经济自我循环的畅通，而全球经济循环或者产业链的配合就受到了冲击，任何一环掉链子，往往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瘫痪。

　　更重要的是，过去一年，全球贸易格局乃至产业链布局早就有了碎片化或者区域化的趋势。而当疫情叠加逆全球化的苗头，对于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讨论就多了一层心理上的解读。李永称，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去讨论自己的某类产品供应链对国外的依赖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将供应链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就有了政治化的考量，这种考量相当于拆除全球供应链的信任基础。

　　“从经济角度看，供应链不管回归到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种实惠的做法，因为会使规模经济变得不经济，供应链回归与资本运动的规律又相悖。所以在疫情叠加一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主要国家的炒作，关于供应链是否会发生变化的讨论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全球供应链未来稳定性即可靠性的一种焦虑的反应。”李永称。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