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9%，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在9月实现了全部转正。

　　这并不意外。OECD早已预报，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国扛住了黄金周的压力测试，而其他经济体则在首鼠两端的疫情防控措施下，逡巡不前，如今又面临第二波疫情的威胁。

　　我们的逆周期调节功不可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前有“六稳”后有“六保”，千方百计保中小微企业，保产业链，保就业。与此同时，我们顶住了压力，保持了战略定力，并没有大水漫灌和松绑楼市，并没有透支改革，依然为转型留有空间。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但最严峻的冲击来自疫情之后的巨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之外。随着疫情而在全世界沉渣泛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主义，正在重塑世界格局。我们置身其中，如何趋利避害，考验着我们狭路相逢的智慧、勇气和意志。

　　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告别外向型经济的舒适区，而坚定走向以内需为主、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这里的胜负手就是创新，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后劲所在。自大航海打通全球化以来的50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概莫能外，要么依靠增加投入，要么依靠效率提升。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增长更多是源于规模和禀赋，使得我们获得了“后发优势”。时移世易，后发优势渐行渐远，我们需要努力掌握“先发优势”。

　　从短期来看，GDP被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这“三驾马车”所决定，但从长期来看，决定GDP的是效率的生产，是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增加资源的投入。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增长”，必须是创新驱动、制度驱动和增量驱动的市场内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的必由之路。

　　说到底，经济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谁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创新，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谁就能够占领国际竞争的高地。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寄予厚望，改革对象也几成常识。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转变政府职能，产业政策转型，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这些都是我们深水区改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就是要打造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有权不能任性。

　　改革愈往后，愈难以逆向创新，愈没有路径依赖，愈无法去跟随所谓的“先发国家”。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