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建议时承诺：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非公新36条”实施细则制定出来。民间资本被调了快两年的胃口再次被高高调起。

　　从“新36条”到为其配套的一揽子细则出台，有望“仅用”两年时间，据说还会更细化，我们很有理由为时间表的明确欣喜一把。

　　不过，有件不远的旧事应该重提，从2005年“非公旧36条”到2010年“非公新36条”为其做配套，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用了长达5年的时间酝酿，虽然“鼓励”类词汇用墨颇多，但“新36条”在可操作性上仍太笼统，更像口号的细化，不像政策的细则。

　　将出的“新36条”实施细则，实际上是想为“旧36条”的细则再做配套。细则不细，常常就需要再给老细则配套新细则，循环和空转的细则造就了一些政策“无底洞”，难有落地的那一天。

　　市场预期也“感染”了政策周期，媒体和业内专家、企业家面对一项公共政策，特别是惠及民间投资的新举措，似乎已经形成一种“配套”偏好，采写稿件或接受访谈言必称“亟待出细则”。

　　政府面对垄断国企，情况复杂、情绪更复杂。如果说，政府对垄断国企有着一种亲子偏好，面对外资这些“洋孩子”，有着一种好奇外加崇拜式的亲切，那么对民间资本往往有点天然的不信任，鼓励与规范、监管总是并提，“符合条件的”定语不时出现。

　　其实，量化是细化和推进政策的最好方式，数字一般不会说谎。只有量化目标，才能适当扭转政府对国企的偏好，推动民间资本真正进入垄断领域。

　　操作性强的政策往往是有众多数字点缀的。具体谈“新36条”配套细则如何量化，首先要举“纲”。事实上，参照《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制定《民资投资指导目录》已被业界呼吁十年之久，“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即准入等政策宣言，虽力度空前，但总还是“口说无凭”，是否可以考虑列出个一二三四，可以规避一些针对外资的“禁止类”、“限制类”等敏感词汇，从允许独资、控股还是仅能参股的角度，尽快梳理出个目录。

　　其次要张“目”，能否对“符合条件的”这一定语明示和细化，降低门槛可以不一步到位，可以渐进式过渡但要量化，让民资拥有充分市场预期；能否对“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有一个量化的推进指标；能否对“新非公36条”所提“抓紧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量化出一个时间表等等。

　　两个“36条”中可以量化的地方还有很多，当然量化也意味着对既得利益格局调整，关键还在相关部委以致最高决策层基于民意和市场共识，对各方利益的审慎权衡。

　　相信“新36条”一揽子实施细则的出台，将是一个各方达成共识后的实操方案。可以博弈、可以折中，只希望有一定的量化目标和时间表，下一步各方不用再奔走呼吁为所谓旧细则配套新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