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再回看张仃的一生，有几点特别值得借鉴学习，就是要处理好几重关系。一、画家的个人兴趣和民族与国家的需要；二、开放的心胸和对艺术规律的敬畏；三、时代和传统的关系；四、处理好天才和苦工的关系。

　　我认识张仃先生从1987年开始。1987年的夏天，张仃在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办一个焦墨写生画展。我那时刚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首师大，知道这里有一个中国画研究院就过来溜达，正好看到了这个展览。第一次看到焦墨画觉得很好，那时真正用焦墨完成一幅作品基本上是没有的。刚好张仃先生就住在院里头，在朋友的引荐下，我第一次和张仃先生见面了。我跟他提了看画之后的一些想法和问题，老先生都和蔼亲切地做了解答。后来我根据与他的对话，写了第一篇关于张仃先生的美术评论，发在《美术》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文字来评价张仃先生，从此之后我们便相识，慢慢变成了忘年交。

　　我一共跟随他23年，这23年间经常去他家里。我们俩有个习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把他最近创作的作品一排排挂出来，相互讨论，提看法。时间晚了，就直接住在他家客厅。先生起床非常早，天没亮一定起床，做早餐、煮咖啡、荷包蛋、烤一块面包，早餐完全是西式的。他知道我还没起，就悄悄推开客厅门，进入画室工作大概3个小时，等我起床之后再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开始画画，一直到中午11点。下午就是看书或接待客人，晚上看《新闻联播》，9点半睡觉，非常规律，出差在火车上也是如此。老先生曾经送我一幅画叫《晨耕图》，劝我勤勉，画的是太行山上太阳刚出来，老农已经在阳光下开始工作了。

　　张仃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经常说做艺术不仅要有超人的天赋，而且还要有超人的勤奋，一定是大天赋用笨功夫，还要甘于寂寞，才可能在美术上取得些许的成就。

　　我多次跟张仃先生出去写生，有两次印象最深刻。一次是1992年春节前后在陕北，年夜饭是在延安枣园的一个村长家吃的。大年初一，我们在延河两岸和张仃曾经待过的地方寻找历史遗踪。在无定河边，零下20多度，千里冰封，先生的手根本没办法拿出来，贝雷帽套上我戴的狗皮帽还是不行，他夫人直接把塑料袋套头上了，样子滑稽得要命，就这样还是坚持画，这批陕北行的作品就包括《无定河畔》、《杨家岭》、《佳县》、《安塞》等。正月十五没有休息，先生又要上秦岭。在太白泼墨处，先生开始对秦岭写生，结果烧到40度，急性肺炎。

　　还有一次是1997年去祁连山，3000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我当时看到80多岁高龄、满头白发的艺术家面对着皑皑雪峰写生，这种情况在美术史上可能也没有过吧。

　　张仃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画画不要命的人。

　　当年大家出去写生的时候，他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永远是走得最快的，身子胖乎乎，拄着拐杖在前面“笃笃笃”。在蓝田写生，对面山坡上正好有人在娶媳妇儿，先生说要画，我们打算要过去，结果中间有一个河沟，他自己直接跳过去了。他性子本来就急，一点都不愿浪费时间。在车上永远不睡觉，坐在副驾驶席上选景。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写生没有意义，“一切向内转”。先生认为中国人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所以要坚持写生，一是20世纪50年代他跟李可染先生一起提出去山林中创作；二是他认为人的创造力比造物主要差得多；三是写生的过程也是艺术再创作的过程，这样才能保证真正的创作源泉永远不竭。不想重复古人，不想重复今人，更不想重复自己，这是他一直坚持要出去写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