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天”、“王炸”、“风暴”词穷后，拐点论终于在近期姗姗登场。每当楼市调控加码之际，拐点论总会如期而至，更别说此次调控被公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史上最严”。当然，拐点论讨论范畴里的楼市，主要是指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早已进入拐点，甚至在2016年的楼市高烧中也是瑟瑟发抖。

　　在今年，楼市拐点是毫无疑问的，市场已经被急冻起来，去年及今春的暴涨景象短期内将不复存在。特别是，此次调控在增加土地供应和收紧货币政策上动真格，前者可谓牵住牛鼻子，后者则不啻于釜底抽薪。楼市泡沫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杠杆率过高，即信贷膨胀、货币超发，因此，在执行层面多大程度上管住信贷，就将在多大程度上管住房价。

　　而且，以如此决绝姿态发起的超常规调控，也不会坐视楼市在中期就再次回到老路上，否则往后的预期管理成本巨大且收效甚微。因此，在中短期里，楼市将被此次调控牢牢锁住。

　　然而，楼市长周期的拐点仍未敢轻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撰文称，楼市泡沫风险是在非常特殊的行政手段干预下被短时间控制住了，但由于过去20年形成的上涨-调控-再上涨-再调控已经近乎固化了社会这样一种循环预期，泡沫风险并未远去，而是被雪藏，一旦时机成熟还是有可能被引爆。

　　楼市调控的雷霆手段，只是为防范资产泡沫争取到时间窗口，手段本身并不能解决楼市“牵一发动全身”的利益结构。拐点的出现不会是因为限购、限贷、限离、限售，而是取决于一揽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中国出现足以替代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的新经济，形成能够沉淀大量资本和货币的新池子，从而逐渐稀释房地产独大的风险，稀释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如此，我们才不会对楼市调控投鼠忌器，市场预期才不会始终看多。否则，一旦经济因房地产哑火而面临失速，刺激和松绑重来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之所以高，在于很大程度上房子绑定着户口、教育、医疗以及大城市多样性等诸多优质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的稀缺性，这种长期内嵌在中国经济结构里的失衡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这需要供给侧放大招，进一步开放教育和医疗市场，鼓励民资增加教育和医疗的优质供给，尽可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如此，房子才不会显得那么稀缺和诱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此前表示，目前国家正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保证房地产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成熟的时候可以付诸实施。确实，拐点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而这个长效机制一定不会以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