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之光，火花四溅。

　　去年底，一块将248所贫困地区中学与成都七中连接起来的屏幕成为世议汹汹的焦点。

　　屏幕两端教育资源的巨大落差，折射出了一个复杂中国的轮廓。经历了近40年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后，2017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首次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共享，既是本质要求，也成了现实倒逼。效率与公平，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前者逐渐让位于后者。

　　共和国70年的历史纵轴上，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回归正在上演：从社会保障体系开始织密的兜底网络，到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背后的税制结构性调整；从转移支付倾斜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到精准扶贫的攻坚决心……复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效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财富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博弈，注定是个长期命题。

　　在1984年的中国，邓小平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正是这一年，邓公著名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表述，首次作为政策写入了党的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既是总结，又是纲领。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经过五年的试探已经形成初步经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城市企业扩权让利。两条并行的改革路线从地方开始试点，终成席卷之势。“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新被正名的分配方式冲破平均主义的桎梏，激醒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一池春水就此活泛起来。

　　198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较1978年翻了近3倍。与此同时，在体制外围，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非公经济相继出现，市场作用下的资本性、经营性、技术性收入等要素性收入分配方式渐次萌芽，中国第一批万元户诞生。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债券利息、股份分红等非劳动收入被纳入分配体系。

　　不过，历史惯性之强大，要扭转实非易事。囿于教条和理论基础弱，赋权市场常常遇到阻力。强调中国计划经济的属性依然是政策基调。而改革越深入，不触及体制本身，就只能是零敲碎打。

　　十三大召开的第二年，因价格双轨制、“倒爷”，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的价格闯关失败，物价飞升，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姓资姓社的争论见诸台面。且争论不平，改革便难以为继。

　　转机出现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一扫阴霾，“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10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理论突破，一锤定音。更全面的开放接踵，市场活力极大激发。中国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轨道，社会财富迅速累积。

　　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利益格局重新洗牌，为区域、城乡、阶层差异的拉大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