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来，舆论对于《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讨论热度不减，并衍生出了多个版本的话题，反对和批评占了多数，有情绪化表达，也有中肯见解。

　　法律是一道硬杠杠，立法的意义在于约束和规范行为。这些年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升级，国际人才流动渐成常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这其中既有国内发展急需的高素质人才，也有鱼目混珠之徒，这一群体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儿，是当下制度建设需要回答的问题。

　　从这层意义上讲，相较于听之任之，对外国人永居权立法，以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合乎时宜，也顺应民意，既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来华，也是为了尽量平衡化解人们的种种担忧。其必要性，毋庸置疑。

　　因而，关键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立法，而在于该怎样立法？该立怎样的法？实际上，我国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规定早已有之，当前舆论汹汹，焦点所在也正是此次条例的具体条款。例如，相较于2004年版，新条例准入门槛被指放得太低，一些人担心可能导致大量外国人涌入挤压国内就业空间。再如，条款模糊性带来暗箱操作的可能，培训、购房、社保等安排有“超国民待遇”之嫌。

　　诚然，公众的担忧非空穴来风。在国际社会，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显性的治理难点。在国内社会，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外事无小事”认识烙印，特殊照顾自然容易引发反感。

　　良法方能善治，反之则可能为乱。有学者提出，什么样的外国人才有资格永久居留中国？这既是一个判断标准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良法既应明确判断标准，也当规范技术操作。例如，类似“突出贡献”“国际公认”“有关部门”等模糊性表达理应尽量避免，用更加量化、严谨的指标具体明确。

　　当前条例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公众反响同样热烈，正是开门立法的好时机。对立法部门而言，草案公开仅仅迈出了开门的第一步。起草过程中形成的立法说明、论证研究报告、考察报告等立法资料也可以适时公开，通过更广泛多样的方式向社会传递立法初衷和立法原则，陈述为何要立法以及支持这种立法的理由，让民众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和提出意见。

　　对普通公民而言，对关乎自身利益的法律文件表达关切，提出建设性意见，是公民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良性循环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开门立法，如果门可罗雀就失去了意义。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开门立法，依然呼吁理性声音，以此实现最大限度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有价值的公共讨论需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在这一轮针对条例的讨论中，有些充斥性别霸权、排外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杂音大行其道。被情绪化言论带着节奏跑，一味反对条例，除了口嗨，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