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样定义疫情。从武汉封城到全民居家，从临床救治到疫苗研发……这场疫情阻击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不过同时也暴露出了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被摆上风口，预警监测系统、疾控机构管理、公共卫生法规等成为接下来补短板的重中之重。

　　人均费用2.3万元

　　《白皮书》显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24时，新冠肺炎治愈率94.3%，病亡率5.6%。

　　具体来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301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30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成功治愈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多位重症老年患者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白皮书》指出。

　　高治愈率背后是高昂的治疗费用。《白皮书》显示，截至5月31日，全国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总医疗费用高达13.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远高于普通患者。“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白皮书》指出。其中，一位70岁老人身患新冠肺炎，治疗费用近150万元。

　　对于费用的来源，《白皮书》用了七个字描述：全部由国家承担。

　　《白皮书》显示，截至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具体来看，对新冠肺炎患者(包括确诊和疑似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为了确保医疗机构不担心预算限制，国家医保局此前表示，医保部门及时调整定点收治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对相关医疗费用单列预算，不占用当年总额预算指标。

　　“其实对于贫困人群或者没有支付能力的，特别是急诊这一块，之前我们公立医院也都是先进行救治的。但在大面积疫情情况下，肯定要靠财政补助，由政府来豁免医保之外的所有费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薛迪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苗诞生倒计时

　　新冠肺炎的研发救治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白皮书》显示，截至5月31日，共应急批准17个药物和疫苗的19件临床试验申请，附条件批准2个疫情防控用药上市。

　　据介绍，我国新冠疫苗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开展了研发。

　　对于最新进展，《白皮书》指出，目前，已有4种灭活疫苗和1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总体研发进度与国外持平，部分技术路线进展处于国际领先。

　　日前，国资委发布消息称，据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消息，自5月30日起，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在全面消毒后将正式进入生产前的最后准备，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最快今年底或明年初上市。

　　疫苗专家陶黎纳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中国在新冠疫苗研发上依旧是领先状态，而且中国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等多条技术路线同时进行，可以说是双保险。不过，他也强调，疫苗后续研制仍有一些难关需要突破，仍有不可预测的地方。

　　新冠疫苗诞生进入倒计时，当中国最终研制出疫苗，将优先为谁接种？“把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同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也强调，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向世界提供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作出的承诺，我们将兑现我们的承诺。”

　　此外，我国还推出了一批灵敏度高、操作便捷的检测设备和试剂；推动磷酸氯喹、恢复期血浆、托珠单抗和中医药方剂、中成药等10种药物或治疗手段进入诊疗方案，获得4项临床批件，形成5项指导意见或专家共识。

　　6月6日，北京市科委介绍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团队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抗体药物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临床试验批准。这是国内首个获批开展新冠肺炎临床试验的治疗性抗体药物。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已经部署了21个科技攻关项目，目前北京已有4个新冠肺炎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3个新冠肺炎疫苗先后进入II期临床试验。

　　疾控体系如何改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暴露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不足。”《白皮书》指出。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曾坦言，疾控机构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预警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等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面临着能力不足、专业话语权不足等问题。

　　下一步将如何去改善呢？

　　马晓伟表示，要进一步明确国家CDC、省级CDC、市级CDC、县级CDC各自的功能定位，形成一个上下联动的协作机制。

　　具体来看，国家CDC要解决科研研发、实验室检测、业务指导和病原学分析等“一锤定音”的能力；省级CDC要加强区域防控工作的指导、监督、质量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市和县级CDC要进一步加强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对地区性传染病疾病谱的日常监管和监测；县级CDC和社区医疗机构要加强社区的管理和防控，在基层筑牢防病的基础。

　　“对于重大传染病的控制早发现是关键。”马晓伟指出。

　　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于2004年开始建设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而早在2013年官方即通报，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专家杨功焕此前介绍称，该网络直报系统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报告体系，并规定了不明原因肺炎必须报告的机制。她还表示，一旦系统发现不明肺炎在同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应急系统启动。

　　而针对不明原因肺炎，实际上我国还建设有一个独立的但可与传染病直报系统相联的不明原因肺炎（PUE）病例监测系统，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在平时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但又不能列入已知疾病的病例时，通过该系统报告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监测数据看，该PUE监测系统虽然在运行，但上报的病例数与实际病例数差距较大。

　　马晓伟表示，下一步还要加强和改进这两个系统。比如说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医务人员的报告系统，科研发现报告的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建立智慧化的预警多元触发机制等。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