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将陆续公布。根据前5个月相关数据以及近期披露的部分指标，大部分机构和学者分析，二季度GDP转正是大概率事件。从全年看，经济有望恢复正增长，但仍需克服各项挑战。

　　多项指标回暖成定局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二季度经济发展呈现V形反弹态势，尽管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但相对一季度的低迷已有大幅好转。

　　“从供给侧来看，供应链得到修复，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稳步推进。” 徐洪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特别指出，金融市场在春节后曾经短期受到冲击，但外汇、股票和债券现在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近期还出现了牛市行情。“这是投资者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也是对我们过去上半年抗击疫情和复产工作的一个充分肯定。”

　　交通运输部7月13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我国货运总体已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4月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转正，同比增长逐月提高，在5月达到4.4%，累计降幅不断减小。从PMI指数看，经历2月的大幅下跌之后，制造业PMI指数自3月持续处于景气区间，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超过50%。

　　在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看来，二季度呈现回暖迹象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基建稳增长作用凸显，在经济承压、“房住不炒”和财政发力的叠加影响下，疫后基建投资增速回升速度和节奏明显快于其他需求，5月基建当月投资增速已经回升至10.9%，创2018年以来新高；二是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二季度以来销售面积和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持续收窄，5月当月销售面积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已由负转正；三是消费增速降幅大幅收窄，抗疫封锁放松和生产经营恢复，餐饮和可选品消费明显回暖；消费刺激政策发力叠加楼市回暖，汽车、家电等可选消费加快回升。

　　伍超明预计，随着5月万亿元专项债发行，6月特别国债陆续流入市场，将支撑基建投资继续提高，因此6月投资将延续“基建引领、房地产相随，制造业投资偏弱”的格局，预计1-6月投资增速在基建和房地产的支撑下回升至-3%左右。

　　就业挑战叠加外部不确定性

　　“从疫后国内经济的修复看，当前生产端的修复已近乎完成，但需求端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制造业需求恢复偏慢，是上半年经济增长动能的主要拖累项，同时也是下半年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谈及下半年经济走势，伍超明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需求预期偏弱，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在6%徘徊，比去年同期高出1%，而人社部数据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下半年就业压力陡增。

　　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年内新增就业900万人、调查失业率6%左右这一就业目标，本身并不高，但是完成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在他看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出真实的失业率，仍有隐形就业压力的存在。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对农民工的覆盖面不完整，这部分人群的就业状况很难划定，有的即使就业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就业。

　　此外，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伍超明称，要重视全球疫情与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是海外需求变化直接影响国内制造业投资与出口的走势；二是只要全球疫情没有完全消退，居民担忧情绪就会一直存在，国内服务业，特别是餐饮、旅游、体育文化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持续受到拖累。”

　　受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受到冲击和破坏。徐洪才指出，要对外贸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方面是境外生产供应能力下降，近半年进口总值相比去年同期持续下降；另一方面，虽然国内恢复生产进程，近期出口呈现增长态势，但全球经济低迷很可能导致出口订单明显下降。

　　帮助市场主体恢复活力

　　对于上述挑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建议，国家应“在不同的可发力的方面来做配套”。

　　具体而言，在就业方面，贾康认为，首先要实现与优势企业的充分对接，在疫情期间，新基建、新经济和电商类型的公司体现出了相对优势，对于符合这些就业岗位需求的毕业生，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供需两方充分实现对接；其次，利用过去的经验，扩大过渡性的大学生村官培养规模，既缓解年度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发现和培养适应基层和农村的未来人才；再者通过允许大专院校毕业生跨年度保留应届生身份来缓冲就业压力。

　　伍超明认为，从疫后国内经济的修复看，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修复偏慢部门的支持力度，如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财政扶持力度，刺激居民消费、提振制造业投资，发挥稳需求作用。

　　“财政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减费降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降准降息。”徐洪才表示，在下半年经济发展中，要格外注意优化营商环境，扶持中小微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

　　徐洪才还提出，要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实施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比如打破市场垄断，扩大对民营企业扶持，推广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多管齐下，进一步提振投资信心，进而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余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