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在引发国际经济大衰退的同时， 也将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导致国家间竞合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 加强国际合作的需求上升。公共卫生灾害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加剧， 构建危机应急机制与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的紧迫性凸显。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将全面升级。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 各国将更加关注医药供应、能源保障和经济安全，主要国家更为重视自身产业链的完备性与稳定性，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加快工业化进程还是发达国家力促制造业回归，都会引发更为激烈的市场与资源竞争。

　　疫情过后，全球秩序重塑中的大国博弈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在疫情应对中展现了实力、制度及调适能力的差异，政府和企业为应对全球性危机和跨境经济活动受限不得不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 全球化进程放缓或以新的方式推进， 需要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对中国展现出的强大疫情应对和经济恢复能力， 其他国家迫切希望加强对华合作； 同时， 部分国家的危机感也进一步增强， 如反思经济上对华过度依赖， 担忧全球供应链蕴藏风险。

　　规则，是决定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及利益分配的关键。近年来， 发达国家加快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竞争加剧将引发全球秩序重塑， 未来规则制定有可能强化四大趋势：

　　一是发达国家倡导以所谓“公平贸易”替代“自由贸易”。美欧日贸易部长多次发表共同声明， 要求WTO改革所谓扭曲市场的、不公平的“非市场经济” 做法， 加强纪律约束， 对我国指向性明显。未来， 有可能借“公平贸易”在国际规则中纳入更多体现其自身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内容。

　　二是贸易投资政策的双重性进一步增强。在投资领域， 近年来全球跨境投资低迷， 许多国家出台竞争性优惠政策， 鼓励吸引外资促进国内产能和效率的提升， 但同时不断推出限制性新政， 如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资进入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 安审门槛不断降低。在贸易领域， 体现结构性差异的政策分化趋势亦有可能增强： 各国更加重视便利化， 以更方便中间产品和物流往来的通关便利措施促进国内产业链重塑； 自由化进程受阻， 受保护主义、贸易摩擦频发及为吸引外来投资（替代贸易） 等影响， 最终产品关税有可能提升， 非关税壁垒有所强化。

　　三是“志同道合者” 加快诸边谈判和区域规则构建。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之下，多边谈判停滞、随意设置议题受阻，在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商谈贸易投资协定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以高标准规则重塑区域化的国际产业链、拓展区域内市场，排他性进一步增强。

　　四是通过国内法的国际延伸达到自身目的。在多边或区域磋商不能满足自身诉求时，有些国家通过修改国内法并向国际规则领域延伸，推进规制强化的倾向将更为突出。

　　疫情之后，我们将迎来国际秩序加快重塑的时代，也将是大国博弈加剧、国际规则角力的时代。基辛格博士说，“在一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这场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时代错误（anachronism），让壁垒高筑的保护主义再度兴起（arevivalofwalledcity）”。为避免这一时代错误在世界上全面、真正发生，我们应继续倡导对外开放、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环境下创新、在开放条件下发展、在开放包容的规则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维护战略安全、共促世界经济稳定，为应对更为严峻复杂的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