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打假维权再添一例。近日，韩美林通过律师发布声明称，今年6月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的某场拍卖会中，标榜韩美林创作、上拍并成交的两幅画作均是赝品，韩美林要求小雅斋公司撤拍上述两幅拍品，但该公司暂未回应。在亲自打假艺术品上，韩美林并非个例，随着市场的发展，艺术家群体的维权意识也明显提高。但亲自打假的效果却并不好说，艺术家有无鉴定权、拍卖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等，都是打假过程中的争议焦点。

　　时隔一年再发律师函

　　由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2020新春拍卖会暨《小雅撷珍》第11期书画拍卖会”中，0001号拍品自称为韩美林《三只老鼠》，该拍品最终在当日以17250元成交；其0002号拍品亦自称为韩美林《小猪》，并在当日以46000元成交。

　　随后，韩美林发布律师声明表示，“上述两幅拍品均非韩美林本人所作，作品上署名系假冒，亦不知赝品如何得以上拍”。对于艺术家要求的撤拍上述两幅拍品，截至记者发稿前，该公司暂未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联系了韩美林艺术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伪作的事宜目前还有后续需要处理。如律师函中所言，韩美林先生保留追究相关机构及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记者同时尝试与小雅斋拍卖公司联系，但官网电话一直处于忙音。

　　在该拍卖公司6月通过官微发布的《小雅撷珍》专场预览可见，简介为“大货靓，小货精，生货多”。在“精品导览”中，标榜韩美林作品的《三只老鼠》《小猪》位列最前端，并未注明作品出版物及来源。通过该拍卖公司网站拍品查询系统搜索，两件涉事作品已未见显示。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本次打假距离韩美林上一次打假仅一年多时间。2019年4月，韩美林委托律师发声明称，出版物《雅廉居收藏》收录的韩美林的部分书法、绘画、雕塑、陶艺及印染作品，均为赝品。

　　韩美林多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北京有家拍卖公司卖了800多张‘韩美林’，都是假画。我们做的大雕塑都要上千万，所以根本不用卖画”。艺术家还在多个场合表示，市场上流通的韩美林作品99%都是假的。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韩美林作品“入门假”的现象也很普遍。标价数十元到100元左右的“韩美林作品”随处可见，商品详情页的艺术家与作品合照也多有猫腻。店主表示有微喷、有临摹仿制，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月销量有数十件。

　　本人鉴定并非“尚方宝剑”

　　“随着艺术市场中赝品问题的日渐突出，艺术家群体维权意识明显提高，除了被动地帮藏家鉴定，也越来越多地主动走上法庭。”艺评人王晶晶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今，知名艺术家现身指认伪作的案例有10余次。而盘点往年艺术家“现身说法”的多起案件，分为拍卖交易及个人交易两种情形，维权成败各有不一。

　　在诸多艺术家亲自打假的案例中，最著名的要数吴冠中的“池塘案”。买家于2005年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秋拍会上竞拍下一幅署名为吴冠中的油画《池塘》。2008年买家在找到吴冠中本人求鉴定时，吴冠中写下“系伪作”的鉴定结论。当年底，法院判决称，翰海公司并未对拍品“保真”，不构成虚假宣传。依据《合同法》和《拍卖法》相关规定，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在艺术家本人的鉴定结论影响司法判决的案例中，胜诉且有影响力的是2012年在北京审结的“霍春阳画作真伪案”。原告许某在被告赵某处花14万元买得一幅标榜为霍春阳真迹的《早报春阳》。霍春阳自称“从没画过这幅画”。 法院终审认定画家对作品真伪有决定权，判决被告赵某返还原告徐某14万元。同年，“画家赵建成打假案”中，也有艺术家告赢拍卖委托人的例证。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艺术家本人的鉴定并非是“尚方宝剑”。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刘双舟表示：“鉴定其实是一种民事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是否认可。”

　　刘双舟同时也指出，对艺术家鉴定权持反对态度的声音也不少：“收藏家马未都就认为，按照‘主动回避’的司法常识分析，画家本人和亲属都无法判定作品。作品一旦离开艺术家本人走进社会，其性质就变了。社会公物的鉴定不应掌握在一个个体手中，它必须遵循社会公物的鉴定标准。”

　　谈及在世艺术家的打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没有艺术家‘鉴定权’这种说法，鉴定是一种资质，艺术品真伪的鉴定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市面上一些有问题的作品，在世艺术家也有权发表声明，指出被侵犯姓名权的问题，有权澄清作品是不是本人所作”。

　　多方努力打破造假链

　　对于韩美林此次公开指证广州小雅斋拍卖公司拍品，在业界人士看来，名人字画被公认为造假的重灾区。在国内知名拍卖公司任职的周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名气、价格与造假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艺评家齐建秋也表示，有知名度和市场的画家，就是造假者的目标所在。

　　有业界人士指出，部分拍卖公司可能存在着知假售假的情况：“假画往往是通过拍卖来‘洗白’。拍卖行的运作一手托两家，造假者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这种隐蔽关系中，拍卖公司两边都能看得清楚。现在的拍卖公司，特别是规模小一点的，被假画充斥着，大家都心知肚明，有着内在的利益分配。”

　　对于艺术家打假的效果，有人认为大多是徒劳无功。收藏家朱绍良的观点就代表了艺术圈一部分人的心声：艺术家高调“打假”，似乎也没什么用，假货反而有越打越多的趋势。“书画自从诞生之日起，假货就和真品如影随形。对于这样一种‘传统’，画家本人的力量也的确非常微小。”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花式造假”相对，“花式维权”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早在2013年，韩美林艺术基金会维权中心就已经成立。在韩美林官网专门设有“版权保护”页面。据介绍，网站通过鉴定、维权等程序，记录着已查证部分假冒韩美林署名的赝品。艺术家史国良也与线上平台方合作，举办作品鉴定备案活动。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标榜利用大数据为艺术品鉴定备案。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相关平台约有近10家，与艺术类媒体、高校、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联合介入成为特点。王晶晶指出：“打假可能是艺术家的个人行为，但假画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长远来看还是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规范问题。公权力需要积极作为，有关部门需要有专业性和技术要求，同时也需要有效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