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商务部等12个部门发文促消费，汽车消费、家电家装消费、餐饮消费和农村消费被点名，成为政策抓手。

　　消费之道，是“双循环”下的发展之道。经济增长还面临着全球疫情反复的压力，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收入和就业，因此如果没有政策的对冲，消费回补周期将被拉长。促消费政策就是期望在市场上形成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推动更大规模的消费。

　　消费，说易也易，说难也难。消费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弹性，购物更加便捷、新的消费业态出现了、更吸引人的消费产品推出，都将提升消费的潜力。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一直稳定有效。另一方面，刺激消费的诸多政策固然重要，但根本之策却不在消费本身，而在供给侧改革。消费的繁荣有赖于整个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消费无论是升级还是分层，消费者各取所需。

　　促消费必须有供给侧改革的“神助攻”。稳增长固然重要，调结构更是关键。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快速迭代，那就是以大量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愈加不可持续，增长必须面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促消费这件事上，我们面对压力，也面临机遇。老龄化和低生育下，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但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应，让中产红利渐行渐近。如何激活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让这4亿最有实力和意愿消费的群体敢于“大手大脚”花钱，是我们改革的“缪斯”所在。

　　消费是结果，供给是原因。人是不可能通过扯自己头发把自己拉起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促消费”这道加法题之外，也可以思考一下“管消费”这道减法题。在相当多的消费领域，我们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管制，而正是后者限制了消费。管制如果发错了力，就是用扭曲的办法来应对扭曲的市场，结果自然是一个更加扭曲的市场。在这种市场里，消费难以厚积薄发，只能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而消费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一旦释放，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善。中国有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力资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市场主体，有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物质基础、技术积累和观念沉淀，以及改革开放本身自我成长起来的路径依赖，这些，都将赋予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充足潜力和回旋余地。

　　经济增长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增加要素投入，一种是增加创新投入，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促消费这道函数里，我们需要依靠长短打，在政策调控和供给改革上，为促消费注入制度红利。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到最后，越是内需的较量，越是消费的较量，越是创新的较量，越是制度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