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来自中东、北非和亚洲的难民激增，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寻求高福利欧盟国家的收容。时至今日，还有不少非法移民进入欧洲，但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问题日渐浮出水面。不管是一个少年之死引发的法国骚乱，还是荷兰政坛常青树被压垮，一个破裂的欧洲已经成为很多欧洲人无奈接受的事实。

　　荷兰：政府集体辞职

　　当地时间7月10日，荷兰首相吕特在不信任投票中宣布退出政坛，称自己“不再担任党魁”。此前因执政联盟内部未能就移民政策达成一致，吕特宣布，他领导的联合政府集体辞职，今年晚些时候将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56岁的吕特是荷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政府领导人，也是欧盟中仅次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任期最长的领导人。2022年1月，吕特领导的联合政府上台，这是他自2010年10月担任首相以来领导的第四届政府。

　　自去年以来，大批难民涌入荷兰，激化了荷兰政府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在由四党派组成的执政联盟中，六六民主党和基督教联盟不支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吕特领导的自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立场趋于保守，支持严格限制移民入境。

　　2022年，荷兰的庇护申请数量激增了三分之一，达4.6万多份；今年的庇护申请可能会增加到破纪录的7万多份。路透社指出，这势必再次冲击本就濒临饱和的荷兰住房和庇护设施，去年一段时间，数百名难民曾被迫睡在简陋、缺水、缺少卫生设施或医疗保健的地方。

　　吕特曾称他对于上述诸多问题感到“羞愧”。不过，他在承诺改善庇护设施条件的同时，还试图采取另一种方法：进一步减少荷兰的难民数量。上周，吕特提出一项包括“限制在荷战争难民子女入境”“让难民家庭至少等待两年才能在荷兰团聚”等措施的提议，并寻求联合政府就此达成协议。但显然，他的提议没能获得支持。

　　在5日和6日连续协商未果后，当地时间7月7日晚间，荷兰联合政府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但最终协商宣告失败。吕特在会后发表电视演说：“这不是秘密，联盟伙伴在移民政策上有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分歧已经变得无法克服。因此，我将向国王提交辞呈。”

　　法国：少年之死引发动荡

　　受移民问题困扰的不只是荷兰。法国是欧洲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约十分之一为移民，且多数生活在郊区，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积重难返。

　　6月27日，巴黎郊区，一名17岁的少年纳赫尔在警方截停车辆检查时遭枪击身亡。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掀起轩然大波，法国多个城市爆发骚乱，抗议警方滥用职权、种族歧视。

　　法国司法部7月4日宣布，根据初步统计，在骚乱持续约一周的时间里，全法国共有约5900辆汽车被纵火焚烧，约1100座建筑物被纵火或破坏，300多家银行网点被烧毁，记录到270起袭击警察局的事件，总损失超过了10亿欧元。巴黎的苹果、耐克等商铺的店门被砸开后，遭遇“自由搬”和“零元购”。

　　少年之死之所以引发滔天怒火，与其北非裔身份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张金岭表示，警察暴力执法与种族歧视是引发骚乱的关键因素，而深层原因则在于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不平等问题。

　　张金岭表示，多年来，法国郊区与城区的发展不平衡、机会不平等，令法语中“郊区(Banlieue)”一词从地理概念演变为代表贫困的贬义词。“外来少数族裔聚集于此，年轻移民二代、三代的贫困率与失业率相对更高。”

　　据报道，被逮捕的骚乱者主要来自贫困移民社区，平均年龄只有17岁。张金岭说，这些年轻人从纳赫尔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不公，再加上社交媒体的煽动，导致骚乱迅速蔓延、难以平息。

　　意大利内政部官员直言，法国的骚乱“是对欧洲的警告”。 “欧洲一直是世界动荡地区移民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曲兵指出，自2010年底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大量难民跨境进入欧洲国家。2015年欧洲爆发二战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时至今日，还有来自西亚、北非、南亚等地的难民进入欧洲。

　　危机：短期或难以解决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就曾因坚持宽松的难民政策而受到指责。如今随着大批难民、经济下行等带来的持续压力，欧洲不少人立场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在英国谢菲尔德生活了15年的小雷对此颇有感触。在他工作医院的产科，近几年新生儿南亚裔和非洲裔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由于谢菲尔德在英国算是偏左的工党把持，所以也安置了很多叙利亚的难民。“很多难民到英国就是为了生孩子，因为英国医疗全免费，生孩子政府还给补贴。”

　　但小雷也坦言，大多数英国工薪阶层工资都维持在2000-3000英镑之间，多数人需要把其中20%-30%上交给税收。这部分工薪阶层交付的税，很难反馈到自己孩子身上，真正的流向大部分都到了这种生多个孩子的移民家庭。

　　“在移民管理问题上，欧洲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曲兵指出，在国际局势动荡、非法移民及难民激增的情况下，那些所谓欧洲“边境国家”首当其冲，如意大利、希腊等。根据欧盟相关规定，难民首次入境的国家应负责处理庇护申请。这些“边境国家”承受巨大压力，对难民接收义务产生不满情绪，会要求欧盟提供财政支持、其他国家分担责任。这些矛盾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时就有所体现，今天依旧存在。

　　为应对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国家不断出招。早在2020年，欧盟委员会就正式推出新版《移民与庇护公约》草案，旨在以整体思路综合应对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加快难民申请处理和安置速度，平衡成员国在难民接收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欧委会认为，移民和难民问题比较复杂，必须统筹考虑。既要保护有真实需求的难民，又要保护欧盟边境安全，并考虑到成员国的难民接收能力；既要体现欧盟团结，又要使欧盟方案得到尊重和执行。但欧盟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难度依然很大。

　　“法国骚乱暴露了欧洲社会治理的共性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不能各自为政。”在曲兵看来，此次骚乱事件，事态的外溢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欧盟体系内，涉及法规及社会政策的调整无法由各国自行完成。要想妥善应对经济和社会的各项挑战，欧盟层面有必要加强政治、经济及法律层面的协同机制，加强共同治理。而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无法短期内一蹴而就。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赵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