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创星的办公楼里，有间会议室的名字叫“1905”。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五篇意义非凡的论文，其中便包括影响深远的狭义相对论和解释了光电效应的“光子”假设，那一年也被称作“爱因斯坦奇迹年”。

　　“1905”的名字背后，一面是科研人的浪漫和情怀，一面是投资人的理性和选择，汇集在一起勾画出了中科创星的轮廓，一家专注于“硬科技”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而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正是“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

　　13年来，“硬科技”走出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走进“十四五”规划，这背后是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需要。米磊常把中国经济比作一棵大树，而硬科技正是这棵大树的根。

　　谁在“追光”

　　2023年，群雄逐鹿大模型，算力最先告急。在近日的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人工智能会议上，有业内人士直言，大模型热潮带来旺盛的算力需求，同时硬件供应困难加剧，双重因素导致了当前的“算力荒”。

　　据悉，今年上半年，英伟达相关服务器的价格基本翻了一番。不久前，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公开表示：“我们的GPU非常短缺，使用ChatGPT的人越少越好，这样才能确保用户有足够的算力。”

　　算力爆炸式递增，摩尔定律接近失效已成共识。当电子芯片的性能“触顶”，接力棒或许就要交到光子芯片手中了。

　　基于技术发展以及产业发展趋势，米磊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从物理本征特性上看，光子器件处理1比特信息的能耗要比电子器件低三个数量级，长久以来通信领域所谓的“光进铜退”表明的也是光子代替电子的趋势，预计未来围绕着信息获取、传输、计算、存储以及显示这五大领域，都将呈现“光进铜退”的情况。

　　2016年，米磊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预判，光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那一年，谷歌“阿尔法狗”战胜棋王李世石。此前一年，摩尔定律的提出者戈登·摩尔直言，总有一天该定律会失效，像这样的指数级增长从来都没法永久持续下去。

　　据了解，中科创星围绕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八大领域，目前已投资了423家硬科技企业，其中光子技术和光子芯片领域超过150家。

　　玻色量子也选择了“光”。5月16日，玻色量子自研100计算量子比特的相干光量子计算机“天工量子大脑”发布，不仅标志着玻色量子迈出了实用化量子计算应用的关键一步，也是量子计算从理论量子优势向实用量子优势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突破人工智能算力瓶颈的关键之一，可分为超导、离子阱、光量子、硅基半导体等技术路径。

　　在商业化方面，玻色量子曾提到，光量子路线不需要绝对零度附近的超低温超导环境，在室温下即可运行的条件大大降低了成本。该路线的设备也可以升级复用现有的半导体和光学通信设备生产线，无需构建新的生产线和加工流程。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玻色量子创始人&CEO文凯博士提到，“硬科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基建”，而量子计算就是最为重要的“加速引擎”。无论是数字化经济，还是当下最流行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都对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摩尔定律的终结又限制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潜力，这就是量子计算领域发展面临的大背景和最大机会。

　　华山一条道

　　光子科技是一个切面，透过这束“光”看到的是整个硬科技的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介绍，硬科技代表性领域包括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

　　2010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米磊正式提出了“硬科技”的概念。米磊回忆称，“当时人们对科技的理解更多还停留在互联网应用层，很少有人关注底层技术，所以我觉得可以用‘硬科技’这样的概念来区分一下”。

　　三年后，中科创星成立。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发布，其中特别提到，要增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等。同年11月，北京“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引导早期投资、硬科技投资和长期投资等。

　　迈克尔·波特将经济体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以及财富驱动阶段。米磊表示，当下中国已经到了创新驱动的时代，对国家发展来说，硬科技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就像是华山一条道，没有退路”。

　　国外操作系统的几次停服，让中国操作系统乃至中国信创产业，于具体领域更真切地直面了这种“没有退路”的紧迫感。“10年或者15年以后，世界上的操作系统不应该只有微软或苹果，它应该还有来自中国的产品。”今年6月，统信软件市场运营部市场总监王友海曾在公开场合如此说道。

　　统信UOS为统信软件核心产品，覆盖桌面、服务器、智能终端三大领域。在操作系统上，信创产业之“硬”体现在安全框架、异构支持、软件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方面。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统信软件高级副总经理、CTO张磊提到，统信软件自研了整套DDE桌面环境，同时在软件治理方面进行了创新，通过软硬协同以及国密与国际双证书体系，提供了应用的多级管控，为软件的完整性与可溯源性提供了保证。

　　此外，基于对多处理器架构与多操作系统平台的理解，统信软件还提供了同源异构的操作系统产品，以及跨处理器与操作系统一揽子迁移产品，能支持从应用软件到驱动程序的迁移。

　　张磊表示，信创产业承担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它解决的是中国信息产业升级换代，走向高科技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成长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硬科技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硬科技都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创新更多还停留在模式创新上，这背后也是因为底层科技创新不足，于是开始内卷‘微操’。”王鹏称，创新归根结底还要回到技术上，回到硬科技的层面，也就是说硬科技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对经济社会转型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期资本

　　今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迎来四周年，“硬科技”仍是关键词之一。数据显示，四年来，科创板已有546家公司挂牌上市，募资逾8000亿元，总市值超64100亿元。2022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28%，占营业收入比重16%，远高于其他市场板块。

　　但较高的知识门槛、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等客观现实因素，又决定了硬科技企业的发展注定不会像互联网、新消费一样顺风顺水。

　　今年5月，OPPO自研芯片公司哲库科技（ZEKU）宣布解散。在流传出的哲库宣布关停的会议视频中，哲库CEO刘君说，公司整个营收远达不到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芯片这样巨大的投资将是公司承担不起的。

　　从投资人的角度，米磊称，随着科技创新的复杂度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长，一个硬科技企业从创立到上市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目前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市场上很少有存续期超过十年的基金，这也是中国目前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马斯克”的原因之一。

　　“中科创星一直呼吁社会需要更多耐心资本，希望有真正长周期的耐心资本支持硬科技的发展，改变基金存续期短而硬科技企业成长周期长的时间错配问题。”米磊说道。

　　王鹏也称，在投资领域我国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仍以短线投资为主，但很多基础研发是一种长线投资，需要久久为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需要社会改变投资理念，政府和科研机构可以做一些类似兜底的基础性工作，帮助企业更好地落地实施。

　　文凯博士则对北京商报记者提到，他们的难题更聚焦在人才短缺上。国内毕业于量子计算专业的优秀人才寥寥无几，“有一种说法是目前国内能够从事量子计算的专业人才仅有一到2000人，其中绝大部分还都在有关高校或科研院所里。对于初创公司而言，从薪资、研究条件到户口等很实际的东西，都很难对这些稀缺人才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为此，玻色量子也在国内和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展开广泛的合作，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优秀科研院校达成了深入合作，建立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展开相关人才的联合培养工作。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

　　技术爆发 临界点已至

　　Q：光子科技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情况如何？

　　A：数据、算力和算法是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未来智能设备获取信息、获取数据，最主要依靠的就是光学传感器。而且在信号处理上，也需要光芯片来降低功耗、提升性能，因此在数据获取及算力这两大方面都需要依靠光芯片，人工智能热潮必然会对光芯片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拉动作用。

　　当下光芯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我曾经提出一个“米70定律”——未来光学在“光机电算”产品中的成本会达到70%，不管是智能手机、智能汽车还是智能机器人等，光学成本都会逐渐增加，最终达到70%左右的比重。未来60年，我们希望更好地判断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

　　Q：您认为现在到了硬科技爆发的时候了吗？

　　A：每一轮康波周期都是由科技创新推动起来的，我们当下正处于康波周期的萧条期，也就是上一轮科技革命红利的衰退期，因此必须要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才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些科技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积累，现在基本已经到了技术爆发的“临界点”。

　　Q：目前硬科技投资还面临哪些困难？

　　A：硬科技的“硬”，不仅体现在科技含量高、技术“硬”上，还具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产业化难等特点，是个难啃的“硬”骨头。投资硬科技，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必须有十年磨一剑、咬定青山不放松、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所以中科创星一直呼吁硬科技需要耐心资本。

　　硬科技创业的前5-10年都是投入期，它的研发投入期是十分耕耘一分回报，但是一旦过了拐点就一分耕耘十分回报。特斯拉、SpaceX、隆基、宁德时代等冠军企业，它们的成长周期也都是20年左右。

　　虽然投资硬科技周期长、回报慢，但是经过这十年的耐心和坚持后，我们也迎来了曙光，比如我们的企业在很多领域都逐步解决了一些“卡脖子”问题，而且都已经进入了高速成长的时期，目前一些传统行业相对来说已经显现下滑趋势，但是我们投资的企业在经历了长期的磨砺后，它们现在都开始高速增长了。

　　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中国诞生。因为现在真正能够催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国家，其实最有可能的就是中美两个大国。未来我们还会坚定地支持像光电芯片、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这样的前沿项目，让它们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我们希望能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让中国成为未来最容易诞生科技革命的土壤，这样中国才会有自己的“马斯克”出现。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