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已经不为果腹犯愁，但不管是居家过日子，还是外面请吃饭，我尽量不多点菜，吃不完的打包，不敢有丝毫的浪费。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我，真可谓生不逢时，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体验就是饥饿。虽然母亲当时在林场的灶上帮厨，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但在那饔飧不继的日子里，虽有得月的便利，但是无月可得，每个职工都是定量供应的，母亲的一份伙食喂养着两张嘴，饱了儿的肚子就饿了母亲。饥饿导致母亲没有奶水，只能用面糊糊喂我，严重的营养不良又致使我骨瘦如柴，肋骨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我的童年，始终被饥饿的阴影笼罩，吃过栗子面做的炒面，艰涩难咽，吃下去拉不出来，娃娃们被憋得嚎啕大哭，大人们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出掏。每年的春夏之交是最难熬的时候，我们先是到去年的洋芋地里刨挖，找寻“冻死鬼洋芋”。经过一个寒冬之后，遗弃在土里的洋芋被冻得乌青，软塌塌水兮兮的，剥去皮炒熟，虽然有一股臭鸡蛋的味道，但吃起来柔筋筋的很耐嚼，远比栗子炒面可口，也不存在排便的愁苦。眼巴巴地盼着到了农历三月，各种野菜相继成熟，我们的肚皮可以鼓起来了。从最先露出地面的苜蓿、苦苣菜吃起，五爪子、刺椿头、筒筒菜、鹿儿韭……一直到农历五月末的蕨菜。肚子是不饿了，但是吃多了野菜就会闹肚子，不过这和饿肚子的滋味相比，简直就微不足道了。

　　少年时代虽然不是肚皮贴着脊梁骨了，我却依然在饥饿的阴影之下，好在有玉米面和洋芋果腹，只是一年里吃麦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真正的吃饱肚子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打我懵懂记事，母亲不止一次地讲述这个故事：1959年春，我的父亲顶替爷爷到洮河工地上当农民，母亲在家照顾六岁的哥哥和三岁的姐姐。母亲白天要出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哥哥和姐姐待在家里，不怕他俩跑出去，饥饿使他们走路都摇摇欲倒，哪有跑的力气？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吃，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一个拳头大的黑面馒头就是一个人的定量。尽管母亲几乎把她的饭都分给了她的一双儿女，自己靠晚上偷偷拔来的苜蓿果腹。悲剧还是发生了——1960年的春天，当父亲从洮河工地偷跑回家时，女儿已经饿死，儿子也奄奄一息。看着失了人形的母亲和近乎饿毙的哥哥，父亲悲痛欲绝，长嚎一声，携妻带子，逃离了老家。之所以说是母亲讲的故事，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姐姐，没有亲历当时的情形。我第一次被父亲领上回老家，他指着场院边一间忙上炕（没有地面）小屋对我说：“娃，这就是你姐姐以前的屋子。”我看见父亲眼眶里汪着的泪水，他肯定想起了被饿死的女儿。

　　我们小的时候，每次吃完饭父母都要把碗舔得干净如洗，并且要求我们也要舔净自己的碗，虽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只觉着好笑，但还是学会了舔碗。成年之后我才明白，父母舔碗的习惯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反射。

　　盛世祥和，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人们在饱食无忧之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出现了：肆意的浪费让人胆战心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单位餐厅、学校食堂和大大小小饭店的餐桌，那些剩余的饭菜被毫不可惜地倒进垃圾桶或者泔水桶，有的饭菜几乎没有动就被倒掉了，食客不在乎，服务员更不在乎。我有亲人被饿死，自己有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父母是辛劳一生的农民，我也当过三年农民，对每一粒粮食每一棵蔬菜，我都由衷地敬畏——因为那是农人背着日头辛劳、挥洒血汗的结果，还有那些粮食和蔬菜由一粒种子，从发芽到结果，期间历尽诸多坎坷和磨难，所以不敢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