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您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现代诗歌与绘画的创作，也经历了文学、艺术重要发展与转折的七八十年代，如今您又如何看待那段记忆？

　　鲁燕生：其实在“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创立之前，我便与其中的很多成员认识，并来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写诗，像根子、多多等都是我家的常客。可能到今天提起那个时期的诗歌，很多人还会提到我家，那时家中的确非常热闹，用今天的话讲，算是一个文艺沙龙，但当时写诗纯粹是年轻人的兴趣与爱好，也并没想到后来会有人出名。

　　商报：这个圈子里像芒克以诗人出道，最近几年也开始了绘画创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以各种形式跟文艺保持着关系。 

　　鲁燕生：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开始都主要是在写作、写诗、写小说，绘画几乎算半路出家。

　　值得一提的是彭刚，他是当时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性情与个人经历也是相当独特与传奇的，我家里还留有为数不多的几张他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小画，那时他绘画的基本特点是“小长条笔触”，在当时我们大多还在画“写实主义”的情况下，他就有过带着些许魔幻与超现实主义的画作，很生动、很野性。或许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没什么独特之处，但放在那个年代来看很有创意。

　　他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那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艺术大概也只有“印象派”和毕加索，但也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范畴与能力之外，而且那时年轻，也往往会把能画这种画当做一种时髦。在我看来，彭刚上世纪70年代的画作融合了“表现主义”、“野兽派”等诸多艺术流派的特点，但毕竟那时各方面的信息都很闭塞，更多的还是出于他自身的悟性与创作本能。彭刚后来去美国搞科研，也做得很成功，算我们这些人里转型较大的。但更多的人还是或多或少地坚持艺术创作，像严力仍在写诗、画画。

　　商报：据了解，您近几年更多倾向于对花卉或风景主题的绘画创作，能说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

　　鲁燕生：现在几乎专注于风景系列，人物题材很少涉猎，另外也与我在民族学院教书，需要经常外出采风有关。

　　商报：您在处理很多具有地域风貌的景物以及花卉上，色彩的运用对比强烈，尤其是风景，对表达主体的具象性要求越来越弱，很多都是抽象的色块组合。

　　鲁燕生：例如《梯田》这幅作品，我是看到朋友从云南拍回来的照片产生的灵感，当时第一感觉是这样的景象很入画，尽管实际的图片中雾气迷蒙，但我主要利用其中各种线条之间的形式关系，并将色彩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对花卉的色彩处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没有按照写实的方法去做，色彩对比强烈会令作品看起来别有一番意味。

　　商报：您近来的创作状况是怎样的？

　　鲁燕生：以前更多是与学生一起在画室写生，但逐渐感觉这种创作方式具有某种表演的性质，自己画起来也不自在，现在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选择在家里创作。

　　目前创作的风景画在表现风格上比较抽象，可以看做是一种色块拼合，对我来说，其实这种题材的作品相对容易，不需要参照物，基本全凭心性自由发挥，但画花就会辛苦一些。

　　商报：经历了早期的前卫艺术体验，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学院的美术教学工作，这样的过程会有怎样的内心感触？

　　鲁燕生：我从自己经历过的前卫心态和后来的学院教养中积累出一种新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精神。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艺期中所累积的新的艺术形式、观念与技法沉淀为一种经过我们的反思和自觉挑选后的、真正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需要的、反映中国当下民族文化心态和多元文化图景的艺术形态，即一种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的折衷主义风格。这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商报记者 丛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