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会迟到，但不会不来。

　　当年中超红火的时候，也是假球黑哨质疑最盛的时候，但足协官员一句“证据呢”让公众没了脾气。不过，这河东河西的转化要不了三十年，黑哨贪官的证据就写在了检察官的起诉书上。

　　证据大白于天下，至少看到了前足协主席的泪水。铁窗在望，也明白羞耻了。

　　不知耻是一个现象。几年前的华南虎案，证据同样也是大白于天下，周正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丑闻崩于前而不变色，让“正龙拍虎”成为睁眼说瞎话的同义语。

　　再比如那个拍出2.2亿元的所谓汉代玉凳。面对汉代人席地而坐不可能有凳子的常识性质疑，故宫专家们也学起了正龙拍虎，欺负汉代人不能从土里爬出来讲话，一口咬定就是汉代的凳子。也是，活熊被取胆汁都可以不痛，汉代有把椅子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常识是个面团，由着专家们捏来揉去。

　　不过这个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网友爆料，再加上几家媒体实地采访调查，“汉代玉凳”出自江苏邳州工匠之手的可能性极大，一位赵姓老板承认此事，该玉凳是经他手由明代材料组装所成。

　　常识有了证据，但理应爱惜羽毛的专家们跟没事人似的。古玉的鉴定，确实没有一套公认的科学方法，于是“眼力”这个比较玄乎的东西就成为行业依据。我们对于经验当然不能苛求，允许犯错，但怎么也得有个限度，不能说连公众都看出假来了，专家还在那儿“众人皆醉我独醒”呢。“虽千万人，吾往矣”，有时候不一定是关公，也可能是赵高。

　　战国的名家公孙龙跟人辩论“奴隶是不是有三只耳朵”，最后说得对方“理屈词穷”，雄辩胜于事实。然而，谁都知道人只有两只耳朵，奴隶也是人，嘴上再怎么口吐莲花，终归还是口吐象牙。就像周正龙以及那些给古物鉴定的专家，嘴上总有一套，白的也是黑的，不认错、不知耻，爱咋咋地。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给他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作为闹剧出现。笔者也想继续补充道，睁眼说瞎话的事变和人物，可以说也都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是闹剧，第二次出现是悲剧，接二连三的出现，对于社会而言，那就是悲催了。

　　顾炎武曾这样说“不知耻”，“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但是这个效率的前提，必须有道德的保驾护航。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对市场经济同样适用，否则，最有效率的经济将是抢劫。

　　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不能说经济利益的考量占据了全部的身心，把道德情操都丢在一边，为钱不要命也不要脸。正是因为如此，亚当·斯密在出版《国富论》之后，在详细阐述了“利己”之后，更倾注心血写下《道德情操论》，告诫身处市场经济钱流之中的人们，利己的背后是利他，因为没有了礼义廉耻，没有了道德情操的锚，利己的小船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失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