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86岁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一论坛上发表演讲，其中就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角色表示，政府的调节作用体现在规划产业和培育市场，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

　　同一天，据新华网报道，福州的楼市调控新政要求，所有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上市不得涨价。从限购到限贷再到限价，楼市调控从不缺乏行政上的霹雳手段，即使明显过界，也听之任之。无独有偶，从去年我们应对“股灾”时的各种行政干预和“激情救市”亦可看出，权力越界市场，是分分钟的事情。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理由似乎很充足。权力之于市场，进场之易充满弹性，退场之难则充满刚性。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理论及实践的首要问题，在我国更是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取代市场，全能政府和计划经济最后交出的答卷满意者少、不满者众。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从市场、社会和个人领域大幅撤退，政府不再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退而变成投资型政府。尽管政府在要素和资源分配中表现强势，但市场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国民经济不再是一潭死水。过去3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离不开市场的活力和政府的有为。强势政府和市场经济交出的答卷基本让人满意。

　　然而，这种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排放的不计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不能继续从前的套路，需要有新的边界和定位。投资型政府基本适应粗放式发展，但无法适应未来我们所期许的创新型发展。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经济基础在变，上层建筑也要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给出最新表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但政府的作用究竟是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还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并不容易，断腕削权从来都是知易行难。

　　因此，当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的时候，很多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是要扩权了。甚至还有人争论是不是要重新发展计划经济。但供给侧恰恰不是扩权，而是收权。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私有化，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减税，都是打造有限政府。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自然不会简单等同于“欧风美雨”，但肯定也是做减法，通过制度性出清，为市场腾出空间，打开大门，刺激民资，吸引外资。

　　事物大多存在着棘轮效应，古谚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政府而言，扩权容易削权难，进场容易退场难。投资型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行为主体之一，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蓬勃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行政手段进入市场，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尚相安无事，当经济放缓下行时，摩擦成本则越来越高。因此，政府如何知进知退，不越位不缺位并守土有责，是我们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