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人高以翔到普通的心脏病患者，在心源性猝死的意外中，一个重要的急救角色经常缺失——AED。上周末，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地铁站，以及王府井、宜家等大型人流密集商圈商场，其中，只有王府井百货与悠唐广场配置了AED设备。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北京将利用三年时间在地铁站以及公园、景区、大型购物商场等公共场所配置AED，并出台相关标准。

　　探访：机场居多

　　“没有，听都没听说过。”在望京地铁站、建国门地铁站、灯市口地铁站、芍药居地铁站、国贸地铁站等多个地铁站，谈起AED，工作人员如是说道。

　　相比之下，商场略有不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王府井、合生汇、爱琴海购物中心、宜家、双井富力广场等商场中，双井富力广场与王府井百货均配备有AED。

　　AED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简称，在AED的协助下，对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会成倍地提高。更重要的是，AED方便切易于操作，稍加培训就能熟练使用。

　　2016年，悠唐广场接受“心唤醒”基金的捐赠，成为北京首家落户AED的商场；今年7月，东城区红十字会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举办AED接收捐赠启动仪式。

　　悠唐广场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称，曾有一位孕妇在商场洗手间突然生产，幸好有位客人是医生，马上参与接生，孩子大人都没有出现危险。因为这件事，当“心唤醒”基金与悠唐广场洽谈落地AED设备事宜时，商场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

　　今年3月的东单体育馆中，6名协和医院的医生联手在抢救，赶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用场馆里配备的AED成功为一男子进行了心肺复苏。

　　北京的AED都安在哪呢？据介绍，目前北京的AED装置多布局在机场。首都机场医院副院长袁力表示，首都机场共配备69台AED，其中T3航站楼47台，T1航站楼10台，T2航站楼12台。

　　然而，这一设备目前在我国的普及率依然非常低。据不完全统计，心跳骤停和呼吸停止的心源性猝死，在我国平均每年高达55万例。其中，近90%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公共区域，在大城市中，抢救成功率还不到3%。

　　如此重要的AED为何始终未能普及呢？

　　安装：后续成本高

　　据一位从事AED销售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AED价格大幅下降，十年前大概在4万-5万元，现在只要花费2万多元就可以购买到一台不错的设备。“便宜一些的甚至不到一万块。”该工作人员表示，AED的维护也并不算昂贵，“只需要花费千把块钱，定时更换电极片就可以了。”

　　“物美价廉”的AED为什么这么难普及呢？“很多地方都是怕麻烦”，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AED的投入只是第一步，每年的设备维护及相应的AED配套培训、急救团队构建、安全政策制定都是摆在面前的“坎”。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联合从事AED行业的朋友试图捐助AED给北京地铁，但最终未能成行：“当时和地铁相关部门联系，他们表示没有政策、没有地方放、没有许可，最后就没做下去。”

　　安装了AED，就必须进行相关的培训。据悠唐相关负责人介绍，商场里有20多位安保和运营人员接受了专业的急救技能培训和AED培训。因为在对心源性猝死患者施救的过程中，光会使用AED设备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掌握由人工操作的心肺复苏技能。

　　参加过AED培训的雷女士表示：“虽然使用过程很简单，但是对于没有任何急救知识的普通人来说，还是要经过训练，比如做胸外按压、使用电极片，这些还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也表示，从法律层面讲，对于普通人参与急救，前提还是要经过培训。

　　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主任赵伟介绍称，心脏病急救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AED必须设置在患者“四分钟”之内的范围里，而在人流密集场所发生紧急情况，这个距离只有500米。也就意味着，AED必须安装得足够密集，才有可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配置：机构捐赠

　　实际上，目前国内AED安装的主要角色依然是机构的捐赠。急救科普专家张元春表示，国内AED等急救设备仅在部分公共场所进行了配备，其他地区仍处于依靠捐赠的状态中。他认为，政府对公共场所的AED配备应制定强制标准，并鼓励企业、酒店等单位自己配备。

　　早在2017年，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谢双成、陈怡霓两位委员曾提交了关于在公共场所普遍配置AED的提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委在2017年7月的答复函中表示，将积极探索城市公共场所配置和推广AED试点工作。

　　在北京，今年正式运行的大兴国际机场目前已安装了40台AED，首都国际机场也已配置了69台。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除机场外，还将利用三年时间在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和全市390余个地铁站以及公园、景区、大型购物商场等公共场所按照标准配置AED，并出台相关标准。

　　尽管政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AED的安装，但观念上的扭转难以一蹴而就。

　　“虽然我知道AED的使用方式，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恐怕还是不太敢。”媒体人林佳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红十字会的培训，持有急救证。但她表示，自从拿到证件后，并没有碰到过急救场景，也没有机会再去训练。时间一久，即便有急救证，自己也不会贸然施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专业人士介绍，医疗损害领域，存在司法鉴定与医学会鉴定的双轨制，而鉴定有时候也难以查清楚相关问题，尤其是损害认定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如果救助人和被救助人诉诸法院，法院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也可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让当事人分担损失，而实际上难谓公正，这就给施救人增加了法律风险，造成困扰。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