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版“监管沙盒”率先在北京落地后，如何推动监管创新与风险防范体系构建，一直广受市场关注。1月12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20年将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推动“监管沙盒”试点取得成效，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如何参与北京金融管理中心的建设？“监管沙盒”的边界在哪？1月13日，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金融领域的市政协委员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解决方案要有“针对性”

　　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创新测试机制，“监管沙盒”的推进一直广受市场和监管关注。来自经济界别的市政协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提到，“监管沙盒”保护了广大老百姓本身的利益，不会被一些不法分子侵害，也有利于新创的科技企业在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环境下成长，也防止它们成长过快，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

　　郭为民认为，银行尤其是国有大行应积极参与“监管沙盒”工作，银行的目的就是想服务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了出发点，再结合银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才有可能开拓出用新技术去解决老痛点并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方向。

　　至于传统融资中存在的痛点，郭为民举例称，有些企业商品在流动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复抵质押、作假等行为很难解决，但现在有联网技术、5G技术、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够把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穿透，将数据有效收集起来进行分析，银行才能有效判定企业经营风险。郭为民强调称，一定要通过“监管沙盒”形成这个能力，根据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定位，预测新企业未来的发展。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不能“大水漫灌”，一定要有针对性，例如政府引导金融企业具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用新技术去解决传统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不稳企业将纳入“监管沙盒”

　　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孙硕此前透露，“监管沙盒”机制即将在西城落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地，“监管沙盒”机制落地北京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来自经济界别的市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提到，“监管沙盒”的设立有利于北京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科技创新朝金融领域的转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北京市在培育一些金融科技企业上能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但“监管沙盒”主要讲有边界、风险可控，至于到底试点什么、怎样进行，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郭田勇进一步指出，“监管沙盒”监管的主要还是发展比较小的一些业态和未来经营不确定的企业，将它们放在“监管沙盒”中进行风险控制，例如基于区块链业务的放贷、转账等业务。

　　因为互联网企业没有边界，而“监管沙盒”还存在物理边界，两者如何结合好也是亟待面临的问题。“当然控制风险也不是不能冒险，要在风险整体可控的情况下，把风险最小化。未来‘监管沙盒’中外部的监管者可能会对企业的业务进行一些跟踪和评分，不去打扰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但存在实时跟踪现象。”郭田勇说道。

　　加大风险管控投入

　　“监管沙盒”亮相后，其顶层中枢神经建设更是迫在眉睫。“北京是一个金融服务能力非常具体的地方，从服务角度来讲，北京不缺金融资源，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经济界别的市政协委员，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金山提到，作为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尤其是法人银行，如何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如何真正搭建起防范化解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能力的角色、如何参与北京金融管理中心的建设也值得思考。

　　王金山进一步指出，商业银行要真正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能力创新方面助飞北京首都金融，在信息技术创新以及系列金融产品上发展，一定要加大风险管控方面的投入，更好地落实市委市政府对金融方面的要求。

　　事实上，构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早已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早在2018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联合发布的《北京市西城区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展若干意见》中就提到，在提升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能力方面，北京市西城区推进金融街服务体制改革，构建北京金融街合作发展理事会、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北京金融街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三位一体有机协同的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