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难倒英雄汉。

　　先有海底捞、西贝涨价风波，后有商家矛头对准外卖平台高佣金，再到外卖平台搭上几百万骑手家庭自诉其苦。而外卖小哥们也在为订单减少而烦恼。

　　当下餐饮产业链条的一连串争议，是疫情对现金流冲击最真切的写照，也是提振消费必须面对的难题：缺钱，不论商家、平台、从业者。从业者的另一个身份即是消费者。

　　大消费时代，流量为王，二者互相成就，互为支撑。消费行业蓬勃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反哺消费业态。正常情况下，这一循环能够良性运转。但新冠病毒锁死了流量。

　　消费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相关行业则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在这层意义上，扩内需促消费，刻不容缓。3月初中央就强调要“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为此，各方先后出台了一批举措。例如，中央抓住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等汽车消费的关键，提出了三点硬招。多个地方政府则启动发放消费券政策，试图通过部分财政资金的投入，联动商家发挥杠杆效应，撬动居民消费增长。

　　不过，促消费政策能否尽可能挖掘有效需求，仍要打个问号。《光明日报》评论文章指出，从经济体系循环角度看，需求指的是具备支付能力的需要，尽可能地将广大居民的需要转变为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根本思路。

　　归根结底，消费受制于收入。问题在于，钱从哪儿来？

　　疫情之下，对普通人而言，紧日子不再是一句空话。一方面，疫情不同程度造成了居民收入下滑，人们对价格的敏感度上升。另一方面，疫情形势仍具不确定性，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缺乏足够信心，消费更加谨慎。

　　以眼下多地争相派发的消费券为例，从短期看能够对冲疫情影响，拉动消费数据的上扬，帮助企业和居民恢复消费信心。但从长期看，消费券自有短板，并且受经济周期影响大。近年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经开始放缓，而居民负债率却向上攀升。

　　从政策角度看，解决问题首先当然在于稳就业。3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复工复产如火如荼，稳就业就是主要目的之一。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这其中，受疫情和债务影响，地方财力已是捉襟见肘，恐难有施展空间。在现有的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下，中央财政需要拿出更直接更有力的举措。短期看，有学者呼吁向国民直接发现金，以减少政策传导环节，直接增加居民收入。长期看，尽管经历了此前一轮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但搭配央地收入格局改革的税费下调空间依然存在。

　　简言之，解题思路还在放水养鱼，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