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垃圾处理能力考验城市治理水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地满月，垃圾分类步入实操，减量之下，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如何？在过去半月间，北京商报记者相继探访了海淀区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等后端处理场所，了解垃圾处理的全流程。近期，北京商报拟分上下两篇推出系列报道——破题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分别聚焦后端处理的流程、产业化水平等关键节点。

　　厨余垃圾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中之重。“5月以来，全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达到740吨，较4月环比增长159%；餐饮单位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1263吨，环比增长98%。”《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地满月之际，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透露。眼下，随着全市厨余垃圾处理量攀升，市城管委称已在酝酿新一批厨余垃圾处理厂建设规划。不过，厨余垃圾处理成本相对高昂，在处理设施大规模增长并运营的情况下，仅凭财政投入，未免有些捉襟见肘。“公益”能否成为“生意”？如何将市场化的力量引入垃圾处理的末端？这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引入社会资本

　　“不能忽略的是，按照目前北京市针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生产者收取的处理费用计算，成本端费用是相对高昂的，还是需要通过引入经济手段缓解压力。”李如刚在采访中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据了解，除去前端和终端人工成本，目前针对北京市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生产主体回收价格分别为100元/吨和300元/吨，而后端处理厨余垃圾核算成本平均已达到330元/吨。

　　“在现有国家财政单一投资体制下，城市垃圾处理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方式多元化格局。”同济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学院李恺撰文指出，在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从单一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向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投资建设，势在必行。

　　“对于修建垃圾处理厂来说，政府已在逐渐采取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市城管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说。近年来，PPP项目融资模式在全国各大省市遍地开花。“一般来说，各区根据自身垃圾处理需求授权特定企业建设处理厂，通过较为系统的项目评估，企业将建成的处理厂交由政府监督和管控。就目前而言，全市垃圾处理厂PPP项目中，利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修建垃圾处理厂仍是主流。”市城管委设施建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相较于BOO（建设-拥有-经营）模式和BTO（建设-移交-运营）模式，BOT模式能够帮助政府在建设垃圾处理厂初期即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节省建设成本。企业方则在建成厨余垃圾处理厂后，在处理项目带来的长期回报中受益，填补在处理厂建设初期的资金投入和处理成本。

　　掘金点在哪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注资垃圾分类对企业而言，一方面是社会责任感带动，而政府也会进行相应补贴。但企业注资后如何实现盈利，则仍需完善盈利渠道，补齐这条垃圾分类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走访过程中，不同厨余垃圾处理厂后端处理盈利点“因术而异”。例如，海淀区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厨余垃圾资源化水平可达到95%，经过处理后，无害化率可达到100%。处理厂车间外的空地上堆叠着上百袋处理过后生成的土壤调理剂。

　　这些土壤调理剂技术提供方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曹小刚告诉记者，目前该厂产出的土壤调理剂已销往全国。“这些按袋装的土壤调理剂可被用于山东烟台苹果种植园土壤改良、湖北高标准农田建设或东北黑土地建设等。”而鲁家山厨余垃圾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赵晓东则介绍，该厂经处理分离出的粗油脂将被运向河北统一提纯生物柴油。

　　据了解，按照每400吨厨余垃圾可产出60-70吨土壤调理剂折算，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每年可产出2万吨土壤调理剂。但曹小刚也坦言，环境处理行业本身不是暴利行业。目前来看，企业依然需要政府进行部分补贴以保障收支平衡。

　　而对于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而言，其通过垃圾处理产出的产品大多在园区内自行循环；赵晓东则表示，就单个垃圾处理厂来看，其实产出的粗油脂量非常少，更多情况下，还是要将粗油脂统一送到河北对接厂家进行进一步的规模提纯，而不是直接通过生物柴油创造经济效益。

　　分类再细化

　　“垃圾分类的难点主要就在厨余垃圾的处理。但需要理性思考的是，垃圾分类在全国大面积推行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肥料？”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厨余垃圾中存在大量熟食，盐分较大，天然不适于做成肥料，而特殊处理的过程或将进一步抬高后端成本。

　　“对于企业来说，技术不断演进，垃圾处理成本会逐渐降低，但需要时间。”曹小刚进一步表示，“我们的办法是，通过多样化后端产品的种类，探索油脂、土壤调理剂等多条销售路径；另一方面，以土壤调理剂为例，大批量、无差别输出是很难实现盈利的。于是，我们提供的是因地制宜的服务和技术指导。其实就是需求端土地的不同需求，像中医把脉一样，进行调理剂的成分配比，有针对性地输出产品，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目前，在公司的“治疗”方案中，分门别类列举出重金属污染土壤、贫瘠土壤、结构障碍土壤、重茬障碍土壤和酸化、盐碱化土壤等土壤类型。针对这些“问题土壤”，其官网展出的调理剂也多达十余种，例如腐植酸型抗重茬菌剂(草莓专用)、地还童有机源土壤调理剂等。

　　徐海云提出一个有意思的思考：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何调和刺激社会消费和实现垃圾减量之间的矛盾？“毕竟，消费繁荣势必带来垃圾的增加。此外，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或将意味着将过剩部分运去焚烧发电或填埋，二次处理对政府而言又是一次成本消耗。”

　　徐海云建议，对于易变质的熟食可酌情分类，可更多侧重资源化利用，例如玉米梗之类的生食。“未来要注意的是，垃圾分类不宜因‘资源化利用’而偏废其卫生职能。即便是在德国慕尼黑或奥地利维也纳等地区，做到最好的情况下，厨余垃圾中熟食分出率也仅在25%。适当控制其处理量确实能够帮助节约一些处理成本，也有助于市场有效消化后端产品。”

　　在李恺看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效益更多为社会效益，而非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目前并不能保证BOT融资对现金流的要求，其收入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补贴和一部分售电收入，且常常只能维持设施的运营成本，这样的状况极大地限制了BOT的进入。”因此，开辟新的现金流收入，才能保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BOT融资的顺利进行，而收取垃圾处理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