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定时期制度创新的双重历史产物

　　我国高新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是受上世纪80年代美国硅谷的成功影响。硅谷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开发力量，形成了局部优化的创业环境，吸引和积聚了各种科技、经济要素，建立起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灵活机制，自发探索出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组织制度形式。受硅谷成功的启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我国的中关村和台湾地区的新竹，都是仿效硅谷后应用而生，建立科技工业园成为了一种世界性潮流。

　　不可否认，我国高新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从1988年的第一家国家高新区设立，截至目前共有169家。30余年来，我国的高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和支撑国家创新投入的中流砥柱。

　　数据显示，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从1991年的87.3亿元，增长到目前突破30万亿元大关；国家高新区GDP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从创新投入来看，国家高新区企业R&D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数和企业研发人员等约占全国的四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约占全国的2/3。从创新产出来看，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和拥有数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目前，国家高新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增长极。

　　从高新区整体发展来看，呈现“东强西弱、南多北少”的现象。北京、广东、上海、江苏4省市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领跑，西部地区存在量级差距，但是增速较快。南方高新区数量是北方的2倍，尤其以广东、江苏、湖北为最多。

　　从高新区创新创业来看，我国高新区走过生产要素聚集的“一次创业”和科技要素集聚的“二次创业”阶段，目前正经历创新要素聚聚的“三次创业”。在这方面与硅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对双创影响较大的风险投资领域，我国高新区的风投总额仅相当于硅谷地区的40%左右，创新创业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前，高新区建设面临更新和更大的挑战。传统的靠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已结束、传统需求空间趋于饱和、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等问题，使全球经济面临更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都是新时代高新区建设要破解的重大命题。

　　应加快制度再创新和新动能探索

　　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为主要的战略力量，成为引领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先导。进入新时代，高新区将更加注重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新经济。

　　总结我国高新区发展实践经验来看，高新区是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以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为红利，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资源、资金和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定区域。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优势。这也就决定高新区发展突破的重中之重也是制度创新，尤其是产业政策及其配套财政政策。当前我国高新区产业政策及其配套财政政策应以促进创新、鼓励投资、支持发展等为重点，应始终围绕支持、鼓励、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为中心，促进产业政策及其配套财政政策体系化，实现政策链与企业生命周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使国家经济调控政策贯彻到高新技术研发设计、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生产制造，以及产品国际化的全过程。

　　高新区应夯实产业基础高级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处于上游的产业部门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强化，使其技术、产品、工艺和供给能力得到重大提升。高新区应破解产业链中的基础产业企业的高投资高风险的研发活动产生的抑制作用，依靠高新区特殊政策条件和创新基础，更加积极地进行自主技术研发、自主品牌建设。

　　高新区应担当产业链集群化重要载体。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过程，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研发出自身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充分缓解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的现象；另一方面，产业链上所有的相关企业之间要实现协同发展与精细分工，不同企业间的产业配套能力要不断增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链融合活跃度不断提升。高新区恰恰是产业链集群化的重要载体，对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进行各种高效的垂直整合与横向竞争，使得通过产业链集群化的过程增强区域内企业抗风险能力与加快现代化升级演进过程。

　　高新区应助力产业体系生态化发展。高新区应以创新生态雨林为特征，打造区域创新创业创造的生态体系，持续稳定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按照“四度”思路，提高集聚人才、资本、技术及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浓度”，提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研发平台的“高度”，不断激活各类创新主体的“活跃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响应度”，推动一批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升级，针对完善产业链、打通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延伸园区链、壮大服务链等，以此来培植新动能成长壮大的“生态”，增加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