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唱衰声中,WeWork却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有望实现正现金流,且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举世瞩目的上市失败仿佛是WeWork的分水岭,软银接管之后,WeWork开启了救赎之路,裁员、出售资产、重新与企业谈判租约……WeWork正试图摆脱曾经挥霍与铺张的标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疫情的冲击、软银的“食言”等都对WeWork的现金流提出了考验。而随着WeWork的泡沫彻底成为过去式,共享办公也似乎从疯狂逐渐步入了理性。
提前一年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WeWork最近一年带来的最好消息了。当地时间12日,《金融时报》报道称,WeWork执行董事长马塞洛·克劳雷在接受其采访时提到,WeWork到明年底有望实现正数现金流,较原计划提前了一年时间。
现金流是WeWork的执念。今年2月,为提高公司估值,并重新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克劳雷公布了他的五年重整计划,其中短期目标就是在2022年实现自由现金流回正,并在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10亿美元。WeWork预计,若公司能够成功在2022年实现现金流收支平衡,那么其预期有望将25亿-30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金投入于未来增长。
而在这之前,WeWork刚刚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更,作为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房地产资深人士桑迪普·马斯拉尼成为WeWork的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也进行了改组。
“曾经大家认为WeWork实现正现金流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认为我们的机会为零。如今大家将在一年后看到,WeWork基本上将是一家盈利企业,同时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资产多样性。”对于如今的运营情况,克劳雷如此说道,他还强调,相信WeWork将成为一家有多元化资产及具备盈利能力的企业。
就目前情况而言,WeWork梦想成真的可能性并不小。按照克劳雷的说法,在裁了8000人、重新谈判租金和出售资产之后,公司的成本有所下降。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集团的办公地点需求殷切,所以相信集团可以在明年底之前录得营运利润。克劳雷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字节跳动、微软、花旗等大公司都与WeWork签订了新的租约,预计公司在卫生事件期间营收持平。对于具体的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WeWork,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在克劳雷的领导之下,WeWork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今年4月中旬,马斯拉尼还宣布,将在5月底前进行新一轮裁员。而在上个月,香港媒体还报道称,WeWork在香港租用的中环商厦HCode多层楼面在使用不足一年后迁出,部分楼面需要重新招租。
WeWork破局
“去年下半年高峰时期,这里的入驻率大概在90%以上,但现在大概在70%”,调皮电商创始人冯华魁是北京WeWork朝阳大悦城社区空间里的一员,在他看来,疫情冲击之下,WeWork整体入驻量已经出现了下滑。不过他认为,如果WeWork表示明年能够实现盈利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一方面WeWork本身价格不低,另一方面作为二房东,在规模方面拿下办公场地有较大优势。
在冯华魁看来,WeWork此前的亏损主要是因为在很多方面的做法太过于铺张浪费,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压缩,再加上除了办公场地和人力成本外,其他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如果能够稳健经营的话,实现盈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收缩版图,大幅裁员,对WeWork来说,过去这段时间是痛苦的。IPO失败仿佛是WeWork的分水岭,在这之前,WeWork是共享办公独角兽,疯狂扩张,大举进攻,但在这之后,WeWork就成了麻烦的代名词。这家曾经估值高达47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如今的估值已经降至29亿美元。
但现在,WeWork的麻烦可能也来自于软银。今年4月,软银发布声明宣布,由于部分条件未得到满足,该公司取消了2019年10月与股东签署的最高30亿美元收购WeWork更多股份的要约。这对WeWork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毕竟只有在软银完成收购之后,WeWork才能从软银这里获得11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也是因此,WeWork对软银提起诉讼,指控后者未能按照协议完成收购交易。
互联网分析师杨世界分析称,WeWork是有可能通过自身的精细化运作达到盈利的目的的,但如果WeWork为企业员工提供离其居住地更近的办公空间的话,也可能会带来相应的成本的增加,毕竟此前WeWork办公地点更多是在较为偏远的地方,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也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WeWork盈利这句话的目的第一可能是真的会实现盈利,第二也可能是给市场信心,向其他人释放的烟雾弹”,杨世界称,大环境来看WeWork本身就存在亏损,精细化运作之后,企业的签单转化率有可能使WeWork现金流上升,但如何能够达到亏损、预付款以及现金流的平衡才是其能否盈利的标准,预付款能不能大于成本,这是一个关键的平衡点。
共享办公之路
当资本市场拒绝为WeWork疯狂的估值买单之后,泡沫就此破裂。而WeWork泡沫的破裂也意味着,整个共享办公行业迎来一次清醒的机会,不巧的是,疫情又起,打击可想而知。今年3月,WeWork的竞争对手Knotel表示,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该公司将裁员30%,还有20%人进入休假状态,受影响员工大约有200名。按照Knotel首席执行官阿莫尔萨尔瓦的说法,Knotel正在停止收购新的房屋或签新租约,这些举措导致了裁员。
此外,当地时间7月6日,纳斯达克上市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OrisunAcquisitionCorp.还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与中国最大的联合办公品牌优客工场签订了最终合并协议,合并后的公司预计将以新的股票代码在纳斯达克交易。
据了解,合并后公司预估市值约为7.69亿美元,但在2018年,优客工场D轮融资后,估值曾达到28.57亿美元。与WeWork一样,亏损也是优客工场逃不出去的问题。据优客工场去年12月递交的招股书披露,2017年、2018年以及2019年前9个月,该公司总净收入分别为1.67亿元、4.49亿元和8.75亿元;亏损额分别为3.729亿元、4.452亿元和5.728亿元。
冯华魁称,前几年联合办公那么火热,肯定是有泡沫的存在,目前这种类型的公司,对其包装能力和服务能力的要求很高,不是有个场地挂个联合办公的牌子就可以说自己是众创空间,这种公司的竞争力是有限的,物业开发出品牌价值至少也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但在优客工场和WeWork的问题上,杨世界认为,WeWork和优客工场的成本结构不一样,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以前就是做房产的,拿下办公场所的成本肯定会相对较低,成本承压的风险也较低。而WeWork要么是自己租赁场所,要么与物业合作,风险抗压能力上稍微弱一些,疫情期间很多物业降低租金,就要看WeWork能不能在这个契机下以低成本拿下办公区,再与企业联动,随后再看预付款能不能与亏损和现金流之间达成平衡。
盈利似乎成了共享办公难以跨越的问题。冯华魁认为,如果能够开启加盟模式,成为联合办公优质品牌的话,入驻率可能会提高很多,这可能是办公场地、办公商业品牌化运作的小尝试,作为综合、全面、连锁的办公场所,是有自己的市场价值的,如何让客流量发挥更大的价值是可以探索的方向,可以尝试创造一些增值服务如零售等,发现、整合内部资源,形成合作体系,但这样需要的能力也就比较高了。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