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课本里有一篇《黄生借书说》，是清代文学家袁枚写的，道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袁枚描写的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不少中产家庭都有书柜，书柜里的书琳琅满目，煞是壮观，然而大多崭新，从未有人看过，属于“形象书”。真正喜欢读书的人，虽然大多不至于买不起书了，但由于房价高涨，他们多半买不起书房，有的家里甚至安排不出放个大书柜的空间。所以拥有大量书籍者不怎么读书，读书者往往靠借的情形依然普遍存在。

　　说起借书，现代人多半不当回事。一般的书又不是贵重物品，即便人家不还，损失也不大，上网再买一本就是了。而在古代，许多人的原则是“书与老婆，概不外借”。所以借书甚至比借钱还难，好在凡事总有例外，比如周辉就是私立图书馆的先行者。

　　南宋文人周辉晚年隐居杭州清波门，虽然非富非贵，却能在京城名震一时，靠的是家里藏书万卷。而且周氏父子酷爱读书，以师友相称，当时的名流显贵都以结识他们为荣，可见那年月杭州城也并非一派纸醉金迷，与如今相比，读书之风甚浓。虽然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者，但肯以读书为风雅，总比赤裸裸地搞三俗好得多。

　　古代藏书家往往有“借书不孝”的观点，或许只是以此为自己吝啬寻找理论依据。凡事扯上“孝”字，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对此，周辉曾写了《借书》一文，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过矣”。意思是将祖传的藏书卖了，视为不孝，说得过去；将书借出去视为不孝，太过了。因为祖业并没有流失，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怎么能算“不孝”？周辉自己的藏书对社会开放，欢迎免费借阅，纯公益性质。

　　作为古人，周辉思想很先进，他提出藏书是为致用而藏，“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唯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作为书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能。藏书到了周辉手里，是它们最大的幸事，更是作者的幸事。

　　子孙首要读其所藏之书，再要世守家藏图书。这是周辉的家训。如今许多富有藏书的家庭，又有多少能全家读尽所藏之书？藏而不读，尤其如果还不肯外借，不如当初不买书，如此藏书等于囚禁书籍。